第二个，让我感觉到更忧虑的是，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出现了若干新的问题。

由此可见，除过税负之痛外，还存在另一种税痛，一种深层次的税痛，也是一种对每个纳税人经济自由伤害最大，最容易消减每个纳税人福利总量的税制。就是说，一个税制所拥有的民意基础越坚实，这个税制可能给予纳税人的税痛就越小。

进入专题： 税制改革 。这样看，另一种税痛，反映的才是一个税制的真正属性，才是一种税制改革更应该关注的税痛。因此，即就是税负不高，纳税人的税痛感也会很大。特别是，现行税负痛苦指数体系无视税制本质性质差异，或者说，不问国体政体前提，仅就税负大小作为考量要素的评价体系，其本身的缺陷可以说是致命的。这固然不排除纳税者的税痛也与一个社会的税种结构组合有关系。

民众也因此获得了一个评价现行税制优劣的标准，告别了过去仅凭经验和主观感受对现行税制进行模糊评价的历史。以政体不同为例，税负就与税痛有如下关系：在专制政体下，税负可能很低，但纳税者的税痛却很大，税负很高，纳税者的税痛很可能大到采取群体性暴力抗税的行为。但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体制滞后，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处于下降通道，在物价上涨推动下，居民消费需求更加受到抑制。

国家必须真正打破行政垄断，放开国计民生领域，对国内各种资本实行平等待遇，允许自由进入，发挥资本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配置作用。国际金融危机后，国内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，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。资本有自身的增值模式，大致分为三种途径：第一种是主要通过储蓄和借贷等方式，获取利息收入。深入研究这种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政策，基本上都贯穿了无为思想，无为即有为，当社会环境宽松，底层制度合理，民间蕴藏的巨大创造活力便会喷涌出来，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。

由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漫长而曲折，保经济增长主要是延续原有的经济模式，必须保持投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，这就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投币投放量。三、改革是王道审视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，必须要警惕贫富差距的影响。

另一方面会使储蓄的收益下降，甚至是负收益。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税收，由于物价上涨，导致持币人的购买力下降，事实上有降低居民收入的效果。透过通胀环境下资本收益模式，每一次保经济增长，推动一轮物价上涨，均变成了资本实现套利收入的激励，进一步增大物价上涨动力。根据中国科学院人口所蔡昉教授研究，他认为我国劳动人口抚养比曲线也将在2013年出现拐点，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。

由于负利率，利息收入惨淡，资本会脱离现金状态，寻求更大的增值空间。这种变化趋势推高了受益行业的资本收益率，导致其及其关联行业转变为经济社会的新兴产业，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步入上行阶段。随着经济发展，资本稀缺程度趋于降低，资源要素作用开始增强，这个阶段通常称为赶超阶段。即使，国内货币条件出现了实质调整，资本稀缺程度上升，利息收入明显上升。

在四大房地产商寡头垄断下，香港房地产价格畸高，大大推高了新兴产业项目的进入成本，导致其产业结构未能高端化，区域经济抗风险一直较弱。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必须底层制度改革作为支撑，否则就像建立流沙上，形成溃败性的系统风险。

在过去十年中，地方政府就凭借对土地（房地产）市场的垄断，在通胀环境中通过资产升值的方式，获取了巨额的财政收入。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便可能充当一个旗手。

由于有了实体经济这个出口，同时由于前两种收入模式导致资本流出，会使资本与资产的供求关系失去原有的均衡状态，即更多的资本追逐资产，导致资产价格不断开始新一轮上涨。弗里德曼通过实证分析，表明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。在其看来，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逐渐消失，诸如人口红利、全球化红利、资源红利等，而制度红利、技术红利在当前体制下受到显著抑制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同行业的收益率便会出现结构分化。由于价格总水平降低，资本价格和资源价格通常处于深幅调整状态，这样套利收入不仅无利可图，甚至面临贬值。这样，相对于前两种收入模式，差价收入会更加有利可图，资本可以通过土地（房地产）（房产）和资源等途径，在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将价格上涨传递至实体经济。

在初始阶段，即马尔萨斯阶段，劳动力过剩，资本稀缺，资本通常发挥主导角色。但是，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，投资和出口增幅趋于回落，国内经济开始步入下行阶段。

接着，由于货币条件趋紧，推动经济增长下滑。其实，经济学家普遍忽视了另一种红利，即文化红利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结构转型的关键突破口。另一方面，不少资本持有人将战略新兴产业作为要素资源配置平台，获取了土地（房地产）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，但不进行有效配置，而是运用了通胀环境的资本盈利模型，利用套利收入获得投资收益。

由于国内经济增长属于投资出口模式，由于消费不足，需要通过出口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。当前我国已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，必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，修改《公司法》、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，推动资本、劳动力、土地（房地产）、自然资源、技术等要素形成动态博弈，形成一种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均衡结构。例如，由于收入减少，消费者会增加电子购物，降低实体商店消费。在这种格局下，资本的盈利模式会更加趋向实现差价收入，因为通膨膨胀一方面会推高要素价格，使实体经济利润水平进一步下滑，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收益率更加稀薄。

第三种是以货币形式流向资产（资源）领域，不改变要素组合形式，通过价格变动获取套利收入。这表明中国处于资本相对过剩的状态。

由于城市集中度，城市病会使消费者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增加对环保、健身、休闲等产品的消费，等等。在通货紧缩环境中，资本的增值模式会以利息收入和投资收入为主。

有效的财产税制度能够抑制要素垄断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，危及发展方式转型。由于处于资本相对过剩阶段，加之国内基尼系数达到0.64，这意味着国内大量的资本控制在少数人或机构手中，构成其财产。

应该说，当前国内经济处于极为复杂的局面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，经济下滑态势明显，而结构调整遥遥无期，宏观调控面临到底向哪里去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迫于财务压力，前者迟早也会走上后者的道路，发展新兴产业仅仅成为了一个手段，也就是一个资本的游戏。但由于食利者可以通过投资收入通道，提高稀缺程度或者供应垄断等方式获得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，迫使产业链下游环节接受其价格。而且，在资产价格多轮次上涨的过程中，推动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，直至达到不可接受程度，保增长从而被迫结束。

保持调控压力，控制物价，推进结构转型，但面临经济下滑失控的风险…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三角组合，在物价水平、经济增长、结构转变三个约束条件中力求实现相对均衡。在通货膨胀环境中，资本的增值模式便趋向以套利收入会为主，形成资源的错误配置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资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。根据这个分析，保增长越是持久，这种传递压力越会在实体经济传递得越彻底。

在消费者生活和消费方式转变的推动下，不同的行业命运便出现差异。很明显的证据是，国内通货膨胀的出现频率不断增高，间隔时间不断缩短，宏观调控政策调整频繁。